继财政部之后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也晒出2011年部门预算。公众关注的“三公支出”从账本上并不能直接看出来，让人想说爱你不容易。不过这一天应该也拖不了多久。两会之后，中央对于财政透明化进程已经有了坚定的表态：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，将中央本级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，并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　　食品药监部门“三公支出”羞于启齿，技术上的“通病”自然是一大原因。如全国人大财经委所说，公开的进程要与预算改革的进展挂起钩来，统计方面的技术问题会拖延公示进度。例如因为统计口径、标准等不一致，预算科目比较粗，不够细致，这都会导致统计不到位。不过我想，如果食品药监部门首次吃螃蟹，统计数据“毛糙”一些，公众也会理解。更大可能并不在技术门槛过高，而在于还没有鼓足勇气。因为相比其他收支，“三公支出”直接关系政府部门社会形象，直观地反映出部门对公款利用的合法、合理与否。

　　如今从总理到公众，公开“三公支出”已经达成共识。如果在食品药监部门这个中间执行环节出现“肠梗阻”，隐患无疑会被放大。近年来，食品药监部门险象环生。毒奶粉、瘦肉精、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，药监部门从原局长郑筱萸到原副局长张敬礼等纷纷落马，大案要案窝案让人瞠目结舌。原因无外乎，权力独大，监督检查机制存在明显制度缺失。公共财政体制没能预防在前，往往事后追悔莫及，不久前甚至出现某地财政局一名小股长套取、转移9000多万财政资金多年未被发现，留下一封信从容潜逃后，还给领导打电话，对自己“从局里弄了很多钱”表示“对不起”。

　　我国《预算法》规定的财政监督包括：人大监督、政府监督、审计监督、财政部门监督、部门和单位自我监督。一些财政大蠹能够“过五关”，无疑是看中了公共财政不透明、缺少公众监督这一大漏洞。如今，部门预算陆续公开，“三公支出”更不该变成漏洞中的漏洞。如财政专家王占阳所说，社会主义就是“普遍幸福主义”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实现和保障公民普遍幸福的主要制度就是公共财政制度。如果官员“三公消费”花钱如流水，导致老百姓个个节衣缩食不幸福，这怎么叫社会主义？

　　“三公支出”公开不能总让公众感觉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，不把一个有效的政府作为标杆，车头跑不动，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跑得快？世行前行长沃尔芬森总结得好，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，而是非常必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