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警方开展的“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”于前日结束，此次行动中，共8万余名“治安高危人员”被清出深圳。为确保大运会期间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，继“百日行动”后，新一轮的“大运安保严管严治严打冲刺十大行动”随即展开，重点仍是排查清理治安高危人员。

　　“治安高危人员”在当地警方的理解中，是指无正当理由长期滞留深圳、行踪可疑、对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现实威胁的人员。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，将界定为“治安高危人员”的人驱逐出城市，这种做法显得简单生硬。

　　必须承认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，人口大规模急剧流动及其可能引起的种种问题，是每个城市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。流动人口与一个地方的社会治安状况未必有必然的关联，但流动人口的确成为许多城市重点关注乃至防范的对象。

　　深圳警方将部分流动人口定性为“治安高危人员”，并直接清理出城，这种行动方式就超过了关注与防范的限度。当然，这是特定时期的特定行为，是暂时的，在人力、财力上不具可持续性。即便如此，这样的治理方式仍难站稳脚跟。

　　排查清理，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群的隔离。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，最极端的隔离仅限于疫情发生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如此无奈选择是对生命另一种形式的尊重。其他时候，群居是人类生活的常态模式。清理行为无疑是把生活在同一城市的人生硬地加以区分。

　　大 运会安保关系到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形象，我们相信深圳警方会在行动中时刻保持克制与审慎，但由于归于“治安高危人员”的某些人群定义相对宽泛，这会不 会扩大清理面，会不会有自由裁量权造成的“误伤”，是一个问题。另一方面，法律针对的是行为的结果，所谓“治安高危人员”，他们并没有实施违法犯罪行为， 没有在法律上获罪，即便获罪，法律惩罚也并不包括驱逐。而且归于这类人员的精神病人，更应该被治疗，而不是被驱逐。这就是说，清理“治安高危人员”看起来 是在消除安全隐患，但也可能对人造成伤害。

　　此外，对流动人口的清理，也不利于城市内部的和谐，可能引发或加剧城市中人群、阶层之间的猜疑、疏离、隔膜乃至对立。

　　城市发展总会面临新问题、新情况，简单粗暴、一刀切式的社会治理已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，良好的社会治理理应更加柔和，体现人性的温度，创新社会管理手段已是当务之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