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鸿章。（资料图片）

　　同治十一年，即公元1872年，正当洋务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保守派却泼了一盆冷水。这年的1月23日，内阁大学士宋晋上奏，要求停止造船，这里所说的船，当然是指西洋现代化舰船，理由就是花费太多；更深一层的理由是，造船没有什么用，因为反正打不过洋人的海军，还不如不造；而且清廷和西方列强已经议和，造船会引起外国人猜疑，这样下去“殊为无益，实同虚耗”。

　　宋晋于是建议，将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业务全部停掉。

　　清廷对这个建议似乎有点动心，就将宋晋的奏章下发，要求大家提意见，看造船可行否。

　　宋晋的建议首先遭到曾国藩的强烈反对，左宗棠和沈葆桢也主张不能停止造船业。李鸿章是个技术派，他写的折子用了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，由此可以看出，他对西方的战舰还是了解得比较全面翔实的。

　　例如，1871年，曾有法国战舰到上海；1872年4月，也有英国的铁甲船到上海。李鸿章都专门派人登舰实地考察。这两次考察确实花了扎实功夫，相关数据都送到李鸿章手里。

　　因此，李鸿章对西方战舰的分析完全是用数据说话，有这么一段话：“这些战舰水线以上的铁甲板有十寸厚，内衬木板有十八寸厚。船帮都是两层，中间可藏人，即使轰破外层，只要里层铁板没穿透，外面的水就灌不进去。机器锅炉以及两层大炮，都在厚铁甲的里面……船内炮位用电气线燃放，各炮可在同一时间内一齐发射……这样的制作方法，实在非常神奇。

　　李鸿章认为，正因为“船坚炮利”，西方列强“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，由南洋而东北，闯入中国边界、腹地”，而且正处于明治维新阶段的日本也在逼视它一衣带水的邻邦，对此，“中国可不自为计乎？”由此来看，裁撤造船业很不明智。

　　其实，宋晋之流之所以如此短视，是因为他们的眼光被自己这一方的后发劣势给蒙蔽了。李鸿章也承认后发劣势，但他认为即使后发还是可以有积极作为的，因此在折子里说：“现在想用我们几年来修造的船来对比敌国百十年来精益求精的船，就算是不聪明的人也知道比不上。然而我们能在已经造成的船的基础上，不断地精益求精，未必将来就比不上啊！”

　　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后来在甲午海战中惨遭败绩，他本人也因为代表清廷签卖国条约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但他在1872年提出的这些意见还是比较合理的，积极从后发困局中走出来，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。